目的  了解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知识-态度-行为（KAP）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升儿童的家庭安全用药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以2023年3—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就诊的500名门诊患儿家长为调查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影响因素。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482份，有效回收率96.40%。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用药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平均得分分别为（7.45±1.58）分、（7.65±1.18）分和（24.11±3.38）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长居住地、文化程度及职业是影响家长用药知识的主要因素（P＜0.05）；儿童年龄、家长文化程度及职业是影响家长用药态度的主要因素（P＜0.05）；儿童年龄、家长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是影响家长用药行为的主要因素（P＜0.05）。

结论  厦门市家长在儿童自我药疗中的KAP水平整体良好，但仍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行为风险，需通过政府、医疗机构、社区及家庭的多元协同，开展分层精准的健康宣教与用药指导，全面提升儿童家庭自我药疗安全性。

儿童自我药疗是指家长在缺乏医疗专业人员指导的情况下，自行选用药物以缓解或治疗儿童疾病的行为。由于儿童的药物代谢酶系统发育不完善、血脑屏障功能不健全等生理特点，对药物毒性更为敏感。研究[1-2]显示，儿童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和用药错误率分别可达成年人的2倍和3倍，表明儿童用药具有显著的特殊风险。在我国，高达84.9%的家庭存在儿童用药安全隐患，且86%的儿童药物中毒事件与家庭用药不当有关[3-4]。由于儿童通常不具备自主用药能力，用药的决策与执行主要依赖于家长，因此家长对儿童用药的认知水平是影响用药安全的关键因素[5]。尽管儿童自我药疗行为普遍且风险较高[6]，但其发生率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间存在差异，这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习俗等因素有关。“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KAP），也称“知信行”模式，是一个以知识获取为基础、信念生成为动力、行为塑造为目标的连续递进三阶段过程[7]，该理论有助于深入剖析家长自我药疗行为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8]。本研究基于KAP理论模型，调查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现状，深入探讨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及家庭用药安全指导提供科学依 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2023年3—5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门诊的患儿家长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陪同0~14岁儿童前来门诊就诊的家长；②在过去一年中有为儿童进行自我药疗的经历；③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无法进行长时间观察的监护人；②无法理解问卷内容或沟通存在障碍者。本研究已通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厦儿科伦[2026]20号）。

1.2 样本量计算

本研究样本量基于横断面调查的样本量估算公式[9]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取1.96（对应 95% 置信区间），p为预期阳性率，参考同类研究[10]设为0.5，δ 为容许误差，设定为0.05。代入公式计算得到最小样本量约为385例；考虑无效问卷回收率约5%，最终扩大样本量至500例。

1.3 调查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实施电子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参考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编制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中国居民用药行为风险 KAP 调查问卷》[11]，并针对儿童用药安全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1.4 调查内容与问卷评价标准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①基本人口学特征，涉及儿童年龄、性别、医保状况，以及家长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等信息；②用药相关KAP评估指标，涵盖知识维度，包括非处方药、保健药、抗菌药物、药品保存条件等用药认知情况；态度维度，包括孩子生病期间是否会自行给孩子用药、是否自行增减用量等；行为维度，包括给孩子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的适应证、用法用量、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等。

知识维度包含10个判断题，采用反向计分规则：“否”计1分，“是”计0分，评分标准：优秀（9~10）、良好（7~8）、合格（5~6）不合格（≤4）。态度维度包含10个判断题，其中第1~5题采用正向计分（“是”计1分，“否”计0分），第6~10题采用反向计分，评分标准：优秀（9~10）、良好（7~8）、合格（5~6）不合格（≤4）。行为维度共10个条目，以行为发生频率为评估标准，计分规则为：“总是”3分、“经常”2分、“有时”1 分、“从不”0分，总评分标准：优秀（27~30）、良好（22~26）、合格（17~21）、不合格（≤17）。

1.5 问卷质量控制

对回收的完成全部答题的问卷，调查人员依据后台记录进行人工复核，剔除填写时间异常（如小于100 s）、所有答案完全一致或前后逻辑不一致的无效问卷。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实施双人交叉核对，使用SPSS 2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描述，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对KAP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直观展示家长在KAP各条目上的表现分布，采用Origin 2023软件绘制雷达图进行可视化呈现。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共发放线上问卷500份，最终回收490份，其中有效问卷48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40%。调查对象中，男性儿童248人（51.45%），女性儿童234人（48.55%）；家长性别以女性为主（325人，67.43%），居住地以城镇为主（418人，86.72%），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主（286人，59.34%），职业以企业人员占比最高（214人，44.40%）。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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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1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人口学特征及 KAP 得分情况（x ± s，n=482）

  Table 1.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KAP scores of parents practicing self-medication for children in Xiamen city (x ± s, n=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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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得分现状及分布特征

雷达图用于直观呈现受访者在KAP三个维度各条目上的回答分布情况。图中每个轴线代表一个具体条目，最外圈对应各条目中选择人数最多的选项（即构成比最高），越靠近中心则表示选择人数越少的选项（即构成比最低）。

2.2.1 家长用药知识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自我药疗知识的平均得分为（7.45±1.58）分，知识掌握总体尚可，但仍普遍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具体而言，20.96%的家长认为“药品越贵越安全有效”；21.69%的家长认同“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越多，药品就越不安全”；另有23.18%的家长错误地认为“打针、挂水比口服药品起效更快”，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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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用药知识雷达图

  Figure 1.Radar chart of medication knowledge among parents practicing self-medication for children in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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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家长用药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自我药疗态度的平均得分为（7.65±1.18）分，用药态度较为积极，普遍认同在购药时应咨询药师、主动学习儿童用药知识具有必要性，并重视用药后对药品不良反应的观察。然而，部分家长仍存在一定的态度偏差。例如，22.79%的家长“在孩子生病期间经常更换药物”；27.57%的家长“在孩子生病期间存在联合使用多种药物”的问题，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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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用药态度雷达图

  Figure 2.Radar chart of medication attitudes among parents practicing self-medication for children in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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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家长用药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自我药疗行为的平均得分为（24.11±3.38）分，表明多数家长在用药行为上总体良好，能够保持“总是使用温开水送服药物”和“始终遵循医嘱或药师指导用药”等良好习惯。然而，部分家长的用药行为仍存在显著疏漏：18.12%的家长“在给孩子用药前从不阅读药品说明书的适应证和用法用量”；19.12%的家长“在给孩子用药前从不关注禁忌证、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更有33.21%的家长“在给孩子用药前从不查看药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期”，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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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用药行为雷达图

  Figure 3.Radar chart of medication practices among parents practicing self-medication for children in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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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如儿童年龄、医保状况、家长关系、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作为自变量，以用药知识、态度及行为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长居住地、文化程度及职业是影响家长用药知识的主要因素（P＜0.05）；儿童年龄、家长文化程度及职业是影响家长用药态度的主要因素（P＜0.05）；而儿童年龄、家长性别、文化程度及职业则是影响家长用药行为的主要因素（P ＜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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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2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2.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n factors influencing KAP among parents practicing self-medication for children in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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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得分情况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厦门市家长儿童自我药疗知识维度平均得分为（7.45±1.58）分，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一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6]中平均得分（7.32±1.61）分相近，高于滇西地区研究[4]平均得分（6.89±1.57）分，这可能与厦门市作为沿海发达城市，家长整体健康素养较高有关。但仍存在典型认知误区：20.96%家长认为“药品越贵越安全有效”，错误地认为价格与疗效、安全性直接相关，忽视了儿童用药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可能导致盲目选用高价药，反而忽略真正安全有效的常规药物。其次，21.69%家长认为“药品说明书不良反应越多越不安全”，反映出对药物安全信息的片面理解。事实上，不良反应的详尽标注通常意味着该药物经过充分的临床研究，其风险更为可知和可控；标注不全反而可能隐藏未被充分认知的潜在风险[12]。此外，23.18%家长认同“打针、挂水比口服药好得更快”，这一观念受到传统经验与非规范医疗信息的影响。研究[13]表明，注射给药可能增加儿童血管和组织损伤以及感染的发生风险，违背“能口服不注射”的临床合理用药原则。

在用药态度方面，家长的平均得分为（7.65±1.18）分，整体观念处于良好水平。但调查也发现，22.79%家长“在孩子生病时存在频繁更换药物”，27.57%家长“在孩子生病时存在联合使用多种药物”的问题。这通常是期望快速缓解症状的急切心理所致，却忽视了药物起效时间和联合用药风险，可能增加儿童发生耐药性及药物不良反应叠加的风险[14]。

在用药行为方面，家长平均得分为（24.11±3.38）分，提示多数家长能够遵循基本用药规范。然而，18.12%家长“在给孩子用药前不阅读适应证与用法用量”、19.12%家长“在给孩子用药前不关注禁忌证与不良反应”、33.21%家长“在给孩子用药前不查看药品有效期”。这些行为可能直接威胁儿童用药安全：忽略适应证可导致治疗无效，用法不当（如过量使用）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忽视禁忌证则会增加过敏或器官损伤风险。此外，过期药品可能因成分变化导致疗效下降或产生有害物质，对代谢功能尚未健全的儿童危害尤为严重。

3.2 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家长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其KAP水平核心稳定因素，大专及以上学历家长的表现显著优于低学历群体，这一发现与Gracia等[15]研究结论一致。其背后的机制可能在于：首先，高文化程度家长具备更强的信息素养与认知能力，使其更善于通过医疗机构、权威平台等正规渠道获取并理解用药知识，从而能更准确地解读药品信息；其次，他们对健康知识的重视程度更高，更愿意主动学习儿童用药相关内容，其态度和行为也更趋规范。

此外，家长的职业也显著影响KAP水平。数据显示，家长的职业为机关干部及医疗机构人员，其KAP得分更高。这可能由于：第一，医疗从业者本身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对儿童用药风险与规范认知更为清晰，因此在态度和行为上更能遵循安全用药原则；第二，机关干部及医疗机构人员通常工作稳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和资源关注儿童健康，且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较为权威，在用药选择和行为上往往更为审慎。这一结果与职业暴露于健康信息的环境相关，提示针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干预策略应有所侧重。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年龄也是影响儿童家长自我药疗态度和行为得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范光忠等研究结果相似[16]。数据显示，11~14岁儿童的家长在态度与行为维度上得分最高，而＜1岁婴儿的家长得分最低。这一差异可能与家长育儿经验的积累密切相关。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家长应对常见疾病的经验逐渐丰富，对儿童用药的规律、风险认知更清晰，态度更理性，行为更规范；而＜1岁婴儿的生理特点特殊，用药剂量、品种选择要求更高，家长缺乏相关经验，对症状判断和用药选择的难度更大，也间接影响了态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这提示针对新生儿及婴儿家长的用药指导需更加细致和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性别对用药行为有独特影响，女性家长的行为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家长。这与女性家长作为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相关。女性家长通常更关注儿童日常健康，投入更多时间学习用药知识，对用药细节（如剂量、服用时间、不良反应观察）的关注度更高，行为更具规范性；而男性家长可能因家庭照护参与度相对较低，对儿童用药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行为规范性稍弱[17]。该发现与家庭分工和健康照护性别角色的社会学研究相呼应，强调了在健康教育中鼓励男性家长更多参与儿童健康管理的必要性。

3.3 对策与建议

3.3.1 开展分层分类的精准健康教育

针对“药品越贵越好”“打针比口服快”等普遍误区，以及低学历、农村家长知识得分较低的特点，健康教育需分层实施。对低学历/农村家长，社区应通过图示、短视频等直观形式[18]，重点解读药品说明书、纠正常见误区；对高学历家长，可通过医疗机构公众号等平台，提供药物作用机制、药物相互作用等深度内容。

3.3.2 强化医疗机构的专业指导作用

鉴于职业对KAP水平的显著影响，应充分发挥医疗机构的专业权威作用。建议在儿科门诊推行标准化用药交待，由药师或护士重点说明剂量、不良反应识别及储存条件；同时，开设儿童用药咨询窗口，为家长提供个性化指导，将安全用药指导延伸至家庭。

3.4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采用的方便抽样法可能导致样本代表性不足，对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一定影响；其次，部分可能对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如儿童疾病类型、具体用药方式及就医可及性等）未纳入分析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解释广度。未来研究可在样本选取、变量设置及研究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综上，厦门市儿童家长自我药疗的KAP得分整体良好，但仍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和行为风险，且其KAP水平受家长文化程度、职业、儿童年龄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后，政府、医院及整个社会需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强对家长的儿童合理用药知识科普与教育工作，着力提升家长在儿童安全用药方面的风险意识与行为自觉，进而切实保障儿童家庭自我药疗过程中的用药安全。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研究不存在任何经济或非经济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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